四年大学费用需要卖96万个烧饼；110户农户中，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家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2003年，陕西商人党宪宗对合阳县农村110户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写出了40户家庭的调查报告。

“为什么大学学费这么高，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用，顶我三十年给国家交的农业税，这存心是不让农民的孩子走进大学校门嘛！”

—— 一个有三十年党龄的村支书如是说

农民孩子上大学，为何那么难？（以上为资料图）

镜头一：为了让儿子通过体育考试关，母亲每天晚上陪着儿子练跳高，练长跑。儿子跳、母亲跳，儿子跑，母亲也跑。母亲累得病倒在床上，当儿子告诉母亲他考上高中重点班时，母亲忽地站了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我娃（陕西人把孩子称作“娃”，记者注）给我争气了！

镜头二：一个位母亲为了娃们上大学，不惜挪用公款四万元，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开庭那天，被告席上是憔悴、羞愧的母亲，旁边是大学毕业后的女儿从北京 为她请来的辩护律师……

镜头三：冒着大雨，一位母亲拉着一车西瓜爬泥泞大坡，一步一滑，她悲壮地喊起了口号：“为了我娃，下定决心！为了我娃，不怕牺牲！为了我娃，排除万难！为了我娃，争取胜利！”

镜头四：一位县城机关干部，多年来把自己全年的工资集中在八月份一次领取。为了节约钱，他和三个女儿一样每天往返城乡八十里做起了“通生”（不住宿的学生）。靠一辆“玉兔”牌自行车，二十年间，他“驮”起了一个研究生、两个大学生的城市梦……

……

这不是哪部影视剧里的情节，也不是某个作家“为感动读者”虚构出来的煽情文字。这是一位县城招待所老板历时三月、调查渭北黄土高原农民供养大学生所了解到的真相。

这份近30万字的原始材料被编辑成一本20万字的调查报告——《沉重的母爱》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强烈共鸣：2007年秋，大学开学的合阳学子们行囊里，多了一本从家乡带出的感恩读物；不少农民父母们自费买来书籍，邮寄给自己在外读书的娃做为“教材”！读了调查报告的农民父母们哭，农民的娃们哭，编辑这份书稿的女编辑们也哭……从书籍出版、再版的今年春夏之际，从“虚拟”的网络空间到黄河岸边的“中国爱情诗源头”合阳，一度沉浸在这本朴实书籍带来的感动和沉思里。

2007年9月19日，记者赶赴合阳，采访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作者党宪宗，了解到《沉重的母爱》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

草根视角

汽车东出西安 ，途经园地里挂满火红柿子和套上塑料袋防公路灰尘的苹果的关中平原，记者来到距西安160余公里的渭南市合阳县。

靠近渭北高原的合阳，境内由大峪河、太枣沟等四大沟系切成塬沟相间的台塬，属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区；同时合阳又面临黄河岸边，隔40里宽的黄河与山西相望，在地形地貌上被概括为“一滩二沟七分塬”。商朝的名相伊尹、孔子的高徒子夏、为汉朝开国立下不世功勋的韩信、中国历史上首下“罪己诏”的汉武帝，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过纷乱的足迹……

辉煌历史已被漫漫黄土掩埋。现实的合阳，让人叹息得最多的，是至今没能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走在县城的街上，到处坑坑洼洼。抬眼所见，偶而可见几个新开工的杂乱工地，但大多建筑都蒙上岁月的痕迹，停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9月21日，记者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正为他承包的合阳县政府招待所搞装修的党宪宗。

眼前的党宪宗，身材魁梧，方脸浓眉，声如洪钟，典型的西北大汉。

挂有合阳县政协常委、商会副会长等多种头衔的党宪宗，自改革开放后，做过中学教师的他自1985年开始“下海”，从事餐饮服务业至今。从1990年开始，他承包经营的县政府招待所开展接待高考学生的业务。每年七月，他都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学生经过三天的煎熬和拼争，走出农村，跃入了都市“龙门”，开始了农村娃向城里人的蜕变；而每次高考都要陪考的农村父母们，在儿女们工作多年后，却还默默地背负着供养儿女们上学所欠下的债务。穿的是褴褛的衣衫，住在低矮地方的农舍，生活在虱子、蝇子、蚊子繁衍滋生的“三多”环境里面，延续的仍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千年不变的生活！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在合阳县，每个家庭供养两三个大学生的家庭极其普遍，甚至有一个家庭担负四个甚至五个大学生的。

这些年，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亲历了供养两个大学生儿女艰辛的党宪宗，深切感受到，进入城市生活的大学生子女们和农村父母们的感情有了隔膜，亲情在慢慢的淡化。

经历过生活苦难的党宪宗由此陷入了深思：究竟是什么让亲父子和亲母女之间，有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区别，是什么让血浓于水的亲情在现实面前产生了碎裂和隔膜，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碎裂和隔膜越来越大！

陪考之苦

党宪宗说，从1990年起，他开始留心并琢磨“大学生”问题。

党宪宗把招待所和饭店当成了观察的“窗口”，他不仅与来店中投宿的学生和“陪考”的父母们聊天，还跑到考场外去观察。1998年，大学学费开始“重”起来了。高考的第一天，党宪宗发现一对农民夫妇候在考场外面，他们是从离县城三十里以外的乡下骑自行车送女儿来参加考试的。这对夫妇告诉党宪宗，这是送第三个女儿参加高考来了：他们的大女儿已在美国留学，二女儿在上海 读书……这对夫妇早晨骑自行车进城，一直要在考场外等到下午考试结束，晚上接女儿回家住宿，第二天再来陪考。党宪宗第二天遇到这对夫妇的时候，他们正从一个黑不溜秋的口袋中掏出冷馍在啃，“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曾经做过乡村故事讲说员的党宪宗叙说起来绘声绘色。他说，从这一年开始，他动了实地自费调查农村大学生回报父母情况的念头。

第二年，党宪宗又在考场外遇到一个老奶奶。老奶奶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已经不能称为“皱纹”，而该叫做“沟槽”了。老奶奶对党宪宗说，她的大儿子病死了，儿媳妇患上了精神病，孙儿前年考上了大学，她这是送孙女儿参加高考来了！

这辛酸的一幕，对党宪宗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2003年，党宪宗意外地遇见了一位初中同学，老同学诉说他大儿子和二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多年，对家里几乎没什么回报，他最小的儿子也在自费上高中，当年就要考大学了！“老同学”眼神不好，背也驮了。几十年不见，党宪宗几乎已经认不出他来了。倒是他先认出了经常在电视台亮相的党宪宗！老同学的老态让党宪宗感到椎心的疼痛。他觉得这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再不去进行从1998年就在开始计划的实地调查，就再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了。于是，在2003年的7、8、9三个月时间里，他推开繁忙的生意，购买了录象机、照相机和录音笔，深入到合阳县境内近20个沟塬乡镇，进行了一次独立的民间社会调查。

党宪宗回忆，当时进行集中调查的时间，正是黄土高原上最为酷热的三个月。他不顾自己17年糖尿病的身体和老伴的强烈反对，搭乘火三轮爬坡塬、钻山沟，常常是忙到深夜11点钟才得以回到县城家中。腰酸腿疼的劳累也时常使自己的意志发生过动摇，但是，总有一种东西让他在这场在局外人看来完全“不划算”的社会调查中停不下来。

三个月采访调查时间，党宪宗录下了近300个小时的谈话录音，摄了近100小时的像，总计花费近5万元。2003年做完采访后，因为生意上的繁忙，党宪宗并没有马上写出书稿。采访材料先是在县上流传，一些领导看了之后感动得流泪。消息传到西安，《西安晚报》一位记者下来重点采访了几户人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直到2005年，党宪宗才抽空在一个农家租房，用一个月写出了二三十万字的初稿，之后七易其稿。到2007年1月，对40户农民家庭艰难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沉重的母爱》正式出版。在整个调查采访过程中，往往是诉说者在哭，党宪宗和陪他一同去采访的人在哭，这部调查报告的采写完成，可以说是由泪水浸泡出来的。

随着对事实真相的接近，党宪宗的调查主题，也由调查“大学生对父母的回报”的初衷，不由自主地变成了“父母供养大学生的艰辛付出和巨大牺牲”。

学费之累

学费故事一：西郭村一位农民夫妇供养出了三个大学生，他们的大女儿现在美国攻读博士后。八十年代初期，读研究生的二儿子写信来向父母要10元钱。老俩口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商量了半夜，决定去棉地里拣拾剩下的棉花瓣。时令已近冬天，二人连续拣了三天，手上都裂出了口子，好不容易从棉花瓣中掳出了10斤残棉。拿到县棉麻公司,看门的老头都说残棉又黄又黑，不值钱！可这对夫妇说，不值钱也要卖，一过秤，10斤残棉卖了5元钱！还差5元，这对夫妇思来想去，还是只能在棉花地里打主意。于是，二人到棉花地里去拔了一大堆棉花杆，连夜铡成小截，第二天一大早拉上一辆人力车到四十里外的纤维板厂，卖了4元9毛钱。实在没办法了，老俩口最后到巷口借了3毛钱。一毛钱买了信封、邮票，这才把10元钱凑够，把钱装在信封里给儿子寄去……

学费故事二：2003年，有一家的小儿子考上大学。在这之前，这家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已分别在上大学三年级和二年级了。这一次开学，三个儿女的学费至少要两万多元。这家的男主人靠给人挖苹果树为生，每挖一棵树蔸能挣1元。女主人给人在砖窑里做砖。父母累死累活一年积攒下4000元！眼看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父亲急得病倒了。一天，三个娃齐齐跪倒在父母面前，大女儿说：“反正都快毕业了，我不上了！”二女儿说：“我不上了，让弟弟和姐姐上！”弟弟说：“我刚考上，我不上了，让两个姐姐把学上完！”三个娃哭着谦让。父母哭、儿女哭，引得来劝解的邻居见了这情景也哭！幸亏娃们在山西砖窑打工的姨父这时带过来1万多元，才把这个围给解了！而为了省钱，男主人主动叫村上把自家电给停了。全家2003年上半年买油盐酱醋日常零用只有两元钱……

这样的事例在党宪宗调查的农家中还有很多。

数字之痛

一连串数字让人心痛，更让人震撼。

数字1：在县城打烧饼的杨大改，儿子中了“解元”（全县理科第三），全县的人们都羡慕得要死！党宪宗却为她算了一笔帐：上大学的儿子一年的费用是一万二千元。卖一个烧饼能赚一毛钱，扣除各种费用，要卖二十四万个烧饼才够一年的费用。上四年大学，母亲就要卖九十六万个烧饼！生火、打煤、和面、擀饼、烤饼、提鏊、翻饼，纵使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地烙烧饼。要卖掉九十六万个烧饼，又要抡多少次胳膊，还有工商费、卫生费，母亲又要付出多少的血汗和泪水？！

数字2：在党宪宗调查的110户农户中，有11人因近年不断递增的高校巨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家中有大学生的农家，欠下巨额债务是很普遍的。家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

和家庄镇长洼村79岁老人王全胜上世纪70年代劳动时，从拉麦秸的车上摔下来，受了重伤，长期不能生活自理。大儿子智力有障碍，只能由他人带着干点出力活。全家靠老伴支撑。小儿子考上了大学，王全胜请村里的自乐班来家门口唱戏。刚高兴过三天，患上晚期糖尿病的母亲因舍不得花钱就医，累死在送煤球的车旁。该村的乡土作家王治民为她写了副挽联，上联：学费挣够了；下联：母亲累死了；横批：死也值得。

老伴死了，王老汉继续和大儿子一起去送煤球为小儿子挣学费。在小儿子大学第一年的暑假，王老汉有智障的大儿子让父亲停下，一定要弟弟和自己一起去送一个月的煤，一天，他咕哝着说要到母亲的坟地看看，结果，一去就喝农药自杀在母亲的坟头！王家的悲剧并没有就此罢休，王家的大儿媳早年因考不上大学曾患有精神疾病，无生活自理能力，在大儿子去世1年后，她也病逝了。临终前，嫂子用手拉着弟弟的手，另一只手指着炕前站着的小侄女，嘴唇微微张开，却说不出话来，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就这样，为了一个大学生，在两年多时间里，王家添了3座新坟。

数字3：党宪宗向记者介绍，合阳县是陕西渭南市著名的“大学生县”，经济在全市倒数第一，但教育指标却是每年项项达标。全县共44万人口，办有4所高中学校，另有两个职教中心也办有高中班。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合阳每年都要向高等院校输送3000多名大学生。合阳全县财政收入一年两千万元，如将读高中的费用加在一起，合阳县老百姓一年支付娃们的费用却要达到3个亿！为了凑够给娃们读书上学的费用，农民父母们可说节省到了极点：到2007年，合阳县还有不少农民家庭一个月的日常开销不到10元钱。

对于农民父母们为了儿女这种不惜代价、不计报酬的牺牲，党宪宗引用了鲁迅的一句名言来进行概括：“肩住黑暗的门，放儿女到光明的地方去！”

采访手记：真实的力量

《沉重的母爱》今年1月正式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各方强烈的反响。

作家贾平凹评价：“这是一部注定了会对这个时代产生深远影响的书！”

合阳县一公厕守厕人姚右囤大爷说：“现在一些年轻人写的都是编的，不会动真情。这本书（《沉重的母爱》）坐在家里是编不出来的！农民看了会动真情！”他认为《沉重的母爱》应该作为教育孩子的活教材。姚大爷是合阳县马家庄人，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说这本书籍，自己是看一段流一段眼泪……

合阳县玉屋书店个体经理杨永红介绍，《沉重的母爱》自今年3月由北京运回合阳后，在当地“引起了强烈震撼”，仅他的一个书店就卖出了近两千本，现在已经脱销了。有不少的家长购书后给孩子寄去，把书作为教育孩子的教材。新池镇现已转行的民办教师王永茂，和贾平凹曾经同在陕西文艺社一起学习过。手捧《沉重的母爱》，他直说贾平凹的《废都》是“废品”。王永茂向记者介绍，《沉重的母爱》在自己小小的乡镇书店卖出去了四、五百本，是自己开书店30年来卖得最好的一本书，“应该是合阳县有史以来除毛选以外卖得最好的一本书。”

采访中，记者意外了解到：《诗经》首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发生地合阳，还是个民间诗歌大县。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岛、舒婷名满天下，之后“朦胧诗”盛极转衰，再到今年年初女诗人赵丽华的诗作被网友恶搞为“梨花体”，受商品经济冲击，诗歌已变成一种奢侈品。而在合阳县这座小县城，诗却一直未远离人们的生活。在表面的毫不起眼下，这座小县城有一个在全国民间小有名气的“关雎诗社”，会员有近300人。该县“关雎诗社”社长，正是写出了《沉重的母爱》的党宪宗。诗社办有一本无刊号、无稿酬的《关雎诗刊》，作者包括全国各地的小职员、教师和农民。据当地人统计，仅在合阳，包括学生在内，至今还有一万多人写诗。而成功商人党宪宗，则是这个群体中的翘楚。《关雎诗刊》也是由党宪宗每期出资1000多元、各个中学和新华书店轮流出资3000多元，由邮政局免费投递。

党宪宗的诗多为古风。并不桀屈敖牙，而是明白如话，基本是现代题材。叙事简单明了有点白居易的味道：他在《破阵子.商事有感》中写道：“夜夜红灯烧透，不知风月将何。自古商机如战火，暗斗明争怨恨多，书房苦消磨。”他的《打工群》系列，状物叙事维妙维肖，“民工米百斗，白领歌一曲”，在当地传唱一时；《矿区行》叙写“工资二百八，劳保无分文”的煤矿工人，面对“工棚半世纪，唯有轿车新”、“劳者空对杯，逸者液满樽”的苦涩现实！《矿区行》传开后，竟有煤矿老板找上门来，和党宪宗理论……

长期对底层生活的体验和真实关注，让一位成功商人，写出走俏又赚取无数人眼泪的调查报告《沉重的母爱》，是意外，也是必然。

党宪宗临别时告诉记者，他正在开始下一部调查著作的写作——已经调查了80多户，准备调查200多户。这次调查的主题是“农村娃大学生们在城里的就业工作情况”，书名已拟好了，叫做《沉重的答案》。